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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号，山西临汾市长刘予强第二次坐上了“被约谈席”。约谈他的，是生态环境部和山西省政府。
市长坐在这里，是因为“环境空气监测数据造假”。不久前，他以前的下属、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等，刚刚因为环境数据造假犯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了刑。
两次
2017年1月19日，刘市长就曾因为环境污染爆表被约谈进京。
当月初，临汾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达到1303微克/立方米，当时的最近30天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814微克/立方米，远超国家标准。按标准，大气二氧化硫浓度的二级标准是24小时平均浓度不得超过150微克/立方米，1小时平均浓度不得超过500微克/立方米。
换言之，真的是爆表。之后，原环保部、山西省政府联合派出专家组赶赴当地，分析污染成因、制定应对措施。
2017年的约谈中，临汾市被指出了5方面的问题，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焦化、钢铁等工业企业违法排污，散烧煤及锅炉污染管控不力，综合督查整改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力等。
被约谈的刘市长当席表示，“对临汾市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和存在的环境问题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微信公号“微言环保”注意到，类似的表态也写入了临汾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2016年我市空气质量六项监测指标均不降反升……尤其是二氧化硫浓度超标问题突出，受到媒体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被环保部约谈，并暂停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临汾就没有出路；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有负于全市人民的重托。”
临汾2017年的大气状况的确堪忧：当年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增加31天，优良天数同比减少22天；2016-2017的冬天，共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19次，其中红色预警6次，造成大范围、长时间限产停产。
一年多之后，2018年7月22日，生态环境部通报2018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对1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空气质量排名——在这份排名中，临汾市位列第169位。
篡改
一般来讲，发现问题后，正常的做法肯定是努力找对策，尽量解决问题。不过，在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那里，首选的方法则是，嗯，改数据。
根据司法机关的结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张文清指使他人，故意实施破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行为。这些人通过堵塞采样头、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对该市6个国控自动监测站点实施干扰近百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达53次。
这也是一则非常迅速的“发现-侦破-起诉-判决”的案例——
其案发，是在2018年3月底，生态环境部组织检查发现了数据异常，认为有人为干扰，查实后移送公安部；一个月后，公安部将案件移交山西省公安机关；之后山西省组织侦破，抓获16人，起诉；又一个月后，2018年5月底，这16人就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了两年、一年等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被发现环境问题后，不仅没有好好解决，还动起了歪脑筋、使出这种方法；因此，第二次约谈临汾市长，生态环境部和山西省政府的措辞表态，话就说得很重了：
“临汾市不在污染防治上下功夫、真抓实干，而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打歪主意，严重背离了中央要求，严重误导了环境决策，严重侵害了公众知情权，严重伤害了政府公信力，情节十分严重。”
动机
一般来说，环境数据监测造假的主体，有企业，也有地方政府。
比如，2018年3月，江西省环保厅通报了欧兰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伪造监测数据问题；2017年12月，宁夏石嘴山环保局使用雾炮车向监测点喷水雾以求改善环境监测数据，结果把自己大楼喷成了“冰雕大楼”。
更早一点，2016年2月-3月，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阎良分局的环境监测站站长和工作人员通过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监测数据，涉案七人被判一年三个月到一年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些案例中的环境监测数据，主要指自动化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这些设备主要被安装在两类场合：一是重点生产企业，通常安装在各排污口和厂区边界敏感点位，对主要污染物浓度、流量或总量进行监测；二是重要生态功能区，主要对区域内大气、水等各类环境质量指标进行监测。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点，则通常设置在城市公共区域，居民关心的PM2.5、臭氧、二氧化硫浓度等指标，现在都能做到24小时连续自动采样、自动分析、自动上传。
为了提高环境监测的独立性和准确性，目前一般引入第三方监测机构对自动化监测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实时数据直接上传到相应的上级环保部门。无论是企业还是基层政府部门，想要修改数据都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且要面对法律制裁。
那么，为何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还会铤而走险？
对企业来说，污染物排放数据是它违法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企业实际排放超标又不愿意治理，那么它就有很强的动力绕开自动监测，或想办法干扰、篡改监测数据。原环保部通报的案例中，就可以看到企业针对监测数据造假的各种方式。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区域内各个监测点的数据，都是上级部门考核其政绩、老百姓树立其口碑的依据；河流湖泊等的国控、省控断面数据，则往往是界定两省或两市之间流域水环境保护责任的依据。
隔岸相望的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和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水质自动监测站：杭州市和黄山市签署了新安江水质对赌协议，水质数据直接到关系谁付钱给谁
岛妹在数次调研访谈中了解到，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压力确实已经普遍传导到了基层政府。最近两年，环保条线工作人员的忙碌程度陡增。由于“快速发展的遗留问题”，我国北方数省已经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环保重压之下，空气质量指标就成了地方政府和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
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重污染企业升级改造等都是投入大、见效慢的长期行为，可是绩效考核却是当月、当季、当年就要进行的。如果当期考核出现问题，地方主官是可能要被问责或谈话的。
压力之下，就算是正在全面落实长期治理的地区，也有充分的动力来显示自己的短期成绩；至于那些治理进度缓慢的地区，就更有动力让数据别那么难看了。
难题
临汾相关涉案人篡改数据的动机也很明确——“尽快解除限批”。
2017年，在临汾第一次被约谈时，就遭到了“暂停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措施限制。也就是说，在环境问题没有明显改善之前，该城市不能再上马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比如重工业工厂之类。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相当于是被卡了经济发展的脖子，损失新增投资和新增工业税收。因此，环境监测数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生态环境部监测司副巡视员张京麒就指出，临汾市环保局相关人员的“蓄意犯罪行为”，就是为尽快解除限批而选择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对此，“临汾市委、市政府不敏感、不警醒”。
查阅临汾市政府公开数据可知，今年1至4月，全市的三产结构比例大概是5:40:55，工业占比在40%，符合重工业地区的形象。
保留高比重的重工业不是问题，问题是重工业能否实现绿色化。
数据显示，2018年1-5月，临汾市规模工业能耗为721.85万吨标煤，同比增长11.02%；六大高耗能行业中，建材业、炼焦业、黑色冶炼业的能耗同比增长都在14%甚至20%以上；在1-4月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1.8%的情况下，1-5月的能耗竟然同比增长了11%，不知是绿色发展还是黑色发展。
说实话，有这样的产业和能耗数据，临汾市空气质量在169个城市中排名169位，一点都不奇怪。
同时，鉴于山西省尚未进行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临汾环保局仍属于市政府组成部门，财权、事权和人事任命都受市政府辖制，因此涉案的环保局原局长服务于地方行政方略、忽略和篡改本职所在的环境监测数据，动机就很符合逻辑了。
在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看来，临汾市曾经也是污染最重的城市，后来慢慢淡化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数据的问题，使很多相关工作耽误了”。换言之，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严重误导了国家和地方的环境决策，贻误了很多产业升级转型的时机。
在刘长根看来，临汾市面临的产业结构的问题、能源结构的问题、用地结构的问题、交通结构的问题，只有“伤筋动骨”才能改变现在被动的局面。
作为一名环境专业人士，岛妹想说的是，环境监测数据是用来考察地方政府治理成效的，更是用来衡量全社会所享有的环境质量的。老百姓所期盼的，不仅仅是短期内指标的达标和优良，更在意的是能否长期、持续地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因为这是生活中能实实在在看到闻到感受到的东西。
因此，相对于地方官和相关干部的“面子”和短期升迁，从根本上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显然更重要。这是一道大题，也是一道难题。
在第二次被约谈时，临汾市长的表态是“痛定思痛、狠抓落实”。中央对蓝天保卫战的态度坚决明确，地方主官们不要心存侥幸。
